網易《知道》工作室

作者|張晶

7月14日，華大基因在深交所敲鐘上市，正式登陸資本市場。

兩年前，梅永紅在山東濟甯任職五年後，辭去濟甯市市長一職，南下深圳，履職華大基因。

消息一出便引發關注。在旁人看來，一名在國家部委工作23年，42歲便成為省部級後備，又有地方主政經驗的青年幹部，沒有理由離開。

他沉默兩年。

今日，梅永紅打破沉默。

接受網易新聞《知道》專訪時，他說，他用十年時間，才變成一個真正有公民意識的官員。地方任職五年，他開始真正了解中國的國情和國民性。

他奉行他的理想主義，用這種方式與這個世界交往，試圖改變，時感挫敗，又不願苟且。褪去官服，他選擇歸零，重新上路。

從梅市長到梅叔

8月10日上午十點，深圳華大基因總部，梅永紅來得比平常晚一些。他背着電腦包從車上下來，身穿印有華大基因LOGO的藏藍色T恤，準備爬樓。他的工位在八樓。

當天淩晨一點半，他剛從昆明飛回深圳。梅永紅的助理宋峰峰說，梅叔最近瘦了十多斤。

2015年9月12日，梅永紅入職華大基因。同事對他的稱呼不一，梅司長、梅市長、梅主任、梅老師，華大基因的員工平均年齡在27歲左右，大家商量了一下，稱呼“梅叔”。

宋峰峰第一次做高層秘書，有些忐忑，向梅叔彙報工作時，梅叔有時會沉默，不批評，也不生氣，“摸不透。”這種沉默讓宋峰峰更加不安，他形容梅永紅的這種氣質為“不怒自威”。

梅永紅入職第二天便飛往新疆，他急于做事，短短兩年内動作頻頻。

2016年3月底，華大基因旗下的華大農業集團成立，梅永紅出任華大農業董事長。華大農業依托基因技術，全面推進現代農業；10月，梅永紅執掌的中國第一個國家級基因庫開庫，成為繼美國的NCBI，日本DDBJ和歐洲EBI之後全球第四個建成的國家級基因庫，也是目前為止世界最大的基因庫。

梅永紅一個月有一半時間在外出差，每天工作不低于10個小時。他沒有單獨的辦公室，工位在一個靠窗的角落，桌上碼着幾本書，一些文件。與其他領導的工位相比，梅永紅的工位更為整齊，這是他體制内工作留下的習慣。

有時他會在旁邊的小白圓桌上接待客人——這是他最舒服的工作狀态。

1999年，為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1%部分），汪建創建華大基因，使中國成為繼美、英、日、德、法後第6個加入該組織的國家。

2003年抗擊非典中，華大基因第一時間破譯了SARS病毒基因組序列，成功研發并向政府捐贈價值逾20億元30萬份診斷試劑盒。

因此曆史，談到目前自己的身份，梅永紅更願意認可“企業管理者”，而非“商人”。

梅永紅在多次演講中談到一個人——華大基因靈魂人物汪建。

華大基因上市後連續19個漲停，汪建的身價每天以億為單位上漲，卻被稱為“最窮的富人”，他在深圳沒有車，也不買房，出差隻坐經濟艙，帶兩條速幹褲，從不用行李箱。

他還給自己做一塊“墓碑”，上面刻着“1954—2074”，給大夥講他要活到120歲的事。

汪建在華大基因上市演講中承諾，他個人在五年内不減持，并主動提出“想給自己升個官兒”——在深圳殘聯副主席的職位前加上“常務”二字，目的是“把新增基因性殘疾減少、清零；把殘聯搞小、搞沒；升官再把這個官搞沒。”

梅永紅說，他喜歡與純粹的人打交道，與汪建為伍很大程度源于此。

很多人問梅永紅，離開體制後悔了嗎？他說，“我選擇離開體制，不是意氣用事，更不是心灰意冷。我非常清楚為什麼來華大，來華大做什麼，因為這是一個可以成就新夢想的平台，追求的事業能讓我感到滿足，我不後悔。”

他坦言，企業的工作壓力比做市長時要大。“企業要生存下去，每天睜眼你都必須面對生存壓力，保證這麼多人活下去，還要滿足客戶需求。”梅永紅說，管理城市的規則已成型，市長隻要遵從規則就可以，手裡有很多資源，可以發号施令，但是企業手裡可調配的資源非常有限。

“很多事情不是你發号施令，是你要身體力行。” 梅永紅說。

華大技術需要落地，與地方對接進行試驗示範，有時需要求人，梅永紅有過糾結，他提醒自己，“你的身份改變了，你要承認這個事實。”

公民意識

在華大基因關于梅永紅履職華大的公告中，汪建對梅永紅在部委長期工作積累的科技管理經驗、戰略運籌等綜合能力十分看好。

梅永紅時常會想，如果繼續留在部委，今天可能不會和華大站在一起。

幼年梅永紅生長于湖北黃梅，18歲離家，赴77779193永利官网農學系讀書。同窗楊祖榮對梅永紅大學時期的拮據印象深刻。

他回憶道，武漢的冬季陰冷，很多學生襯衫外都套上毛衣，梅永紅沒有毛衣，襯衫套襯衫，套了好幾層。

那是個“大家都窮，富也富不到哪去”的年代。梅永紅擔任學校《華農青年》的主編，喜歡賣弄文筆，寫點風花雪月的東西，文筆頗受學生喜歡。

“那個時候傻傻的，談不上積累，更多的是一種自我排遣。”梅永紅談起20歲的自己，嘴角泛起笑意，一如往時的少年。

1987年，農業部從九十多名同系學生中，選中了梅永紅。同年，梅永紅從華農畢業，進入農業部農業機械化技術開發推廣總站任技術員，開始23年的部委生涯。

1995年，梅永紅調任國家科委農村技術開發中心一處副處長，兩年後，轉任國家科委辦公廳調研室。此時，32歲的梅永紅工作十年，已是一名年輕的正處級幹部。

在這一年，梅永紅開始寫大文件，有機會接觸更多的戰略政策。他說，參加工作十年，他才變成一個社會人，變成一個真正有公民意識的官員。

梅永紅想喚醒更多的人。他用十五年時間，鼓吹自主創新，呼籲人們對自主品牌予以關注。

他對數字敏感，擅長舉例，習慣反問，講話的氣勢很足，這讓他的理念聽上去更有說服力。

“一個人起初并不是理想主義者，當你的知識和眼界積累到一定程度以後，你會發現你在為理想而生，為理想而活。”這是他工作的第一個十年。

網易新聞《知道》在中國知網檢索到40篇梅永紅以第一作者發表的文章，八成涉及科技、自主創新、體制改革等話題。

梅永紅在任國家科技部辦公廳副主任兼調研室主任時，公開發表《關注“吉利現象”》，文中頗為犀利地指出，從官員到普通百姓，都以坐外國車為榮，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文化自卑的反映；對自己的品牌不珍惜，不願付出努力，倚靠在别人軀體混日子，說到底是寄生蟲。

今日說起這段曆史，梅永紅依然憂憤難平，手指狠狠地點着桌面，“我們為什麼要把奧迪變成省部級官員的标配，為什麼要把日本的考斯特變成政府公務用車的标配？”

他協調政府采購支持自主品牌，負責采購的同志告訴他，“隻要自主品牌比外國人的車好，我就買。”

“從北美到西歐，任何一個能造車的國家，有哪個國家主體的公務用車是國外品牌？”他幹脆自己花12萬買了輛奇瑞車。

有人評價梅永紅的做法很“書生氣”，還有點憤青的味道。他不予理會。

“一個國家的技術能力提升不僅是科學家的事情，企業的事情，一定是全體國民的事情。每個國家的進步不可能沒有代價，但是我們從來沒想到，這個代價應該由誰來承擔？”他這樣說。

2006年起，梅永紅升任科技部政策法規與體制改革司副司長、司長，“你要研究和制定政策，要去推動體制改革，有點頂層設計的味道。”梅永紅開始從更宏觀的層面了解這個國家。

第二年，梅永紅成為省部級後備幹部。40歲做到一個大部委的司長，在國家部委裡并不多見。梅永紅離京赴魯西南時，已經擔任四年半的司長。

那時，他還不曾想過，幾年後主政一方，作為政策執行者的自己，回頭看當初制定的政策，會生出新的認知。

“宰相起于州府”

去年五月，梅永紅收到一個包裹，打開一看，上面覆着綠葉，下面是黃燦燦的杏子，那是山東濟甯的一個開荒農民王德紅自己産的。王德紅費了一番功夫，在網上找到華大的地址，拿捏不準，還是寄了過去。

梅永紅很感動。他的微信昵稱仍是“微山湖”，時常想念那裡的萬畝荷田。

時間倒退7年，他對濟甯的認知還停留在網上檢索的幾個關鍵詞。濟甯的老百姓也不曾預料，這座魯西南的小城，将要空降中央下派的一名大員。

《人民日報》記載，2010年10月，中共中央組織部舉辦中央和國家機關到省區市交流任職幹部培訓班。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中青年幹部雙向交流任職，全部采取正式任職的方式。

參加交流任職的66名幹部分别來自54個中央和國家機關部委，平均年齡46.5歲。梅永紅便是其中之一。

據《濟甯日報》記載，2010年11月初，山東省委批準，梅永紅同志任中共濟甯市委委員、常委、副書記。

任職确定之後，梅永紅查了一些資料，了解到這個城市是孔孟之鄉，煤炭産業比重比較大，“當真正深入進去以後，這個問題就更加直觀了。”

“一個區位優勢非常明顯，文化和自然資源都非常豐富，交通也非常發達的地方，以挖煤為主，顯然難以為繼。”梅永紅說，濟甯的産業結構一定要改。

2011年1月，履新未滿3月的梅永紅以代市長的身份在濟甯市十五屆人大四次會議做政府工作報告。

工作報告有梅式風格。他用超過三分之二的篇幅闡述新一年的施政綱要。報告重點提到傳統産業轉型升級、扶持新興産業成長、發展現代農業産業。

梅永紅了解到，濟甯的工業稅收中，70%出自煤炭産業，“你可以想象這個城市對資源的依賴程度有多高。”

他在華大股份2017年中會的報告中談任職濟甯，“我這個人有潔癖，看不慣的事情一定要改變，五年，每天擺在我面前的就是一個如何改變的問題。如果這個事情我覺得沒做好，但是可以做好，我一定會寝食難安，我就是在這種糾結和掙紮中度過的。”

有人對梅永紅的舉措評判不一。部分人認為，挖煤雖然環境差一點，但是馬上可以有收益，梅永紅在這個問題上很書生氣，開始有抵觸情緒。

“我不認為挖煤是一個好選擇，它雖然收益最快，但你能給那個地區帶來更長遠更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我們為什麼不去努力？”

作為一方官員，梅永紅的理念與官場的某些評價機制并不契合。“我們的體制、我們的任期決定了我們的狀态。你很難評判一個官員做的這個事情對還是錯，你做的事情，是否對得住良心，不是你這一年或者兩年，你可能要放在十年甚至更長的曆史尺度下評判。”

在執行層面，“有的能溝通，有的不能溝通，那就按法律政策辦事，當然還有強壓，畢竟是市長嘛。”當時身在那個處境，梅永紅的壓力并不小。

2013年，中共中央主辦的機關刊物《求是》雜志刊載了時任濟甯市長梅永紅發表的一篇文章，《資源型城市轉型要在科技創新上做文章》，該文一改梅永紅大開大合的風格，措辭頗為嚴謹，“礦竭城衰”四個字立于文首，行文緩而重。

那年7月，美國惠普軟件投資20億美元的惠普人力資源與産業基地項目落戶濟甯，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山東省外資項目單體最大的高端外資項目。

該項目在濟甯引發“惠普效應”，中興通訊、大唐電信、美國甲骨文先後落戶濟甯，150多家高新技術企業向濟甯靠攏。

不斷豐富的經曆開始修正他之前的認知。他深切理解“宰相起于州府”蘊含的道理。

梅永紅後來反思，之前做頂層設計的時候，有過不接地氣。政策好壞，不在條文本身，而在能否執行。很多需要執行落地的政策，總是懸空，這個懸空是政策制定考慮太理想，實際卻因地域文化差異，難以執行。

“做事比做官重要”

2014年國慶假期，梅永紅拎着幾個包裹，秘書和司機都沒跟着，一個人坐火車回黃梅老家，路過大别山，遠處青山隐隐。這一年，梅永紅瑣事纏身。

他到武漢時給朋友打電話，讓朋友把自己送回家。楊祖榮說，梅永紅是他見過最不像領導的領導。

“梅永紅給自己定了條鐵律，不允許任何官員到家裡拜訪，禮品一概不收。”楊祖榮說。

濟甯農民王德紅回憶，連續兩年春天，梅市長帶着小女兒來山上種樹，沒有别人跟着，有時在市裡見他開着一輛舊奇瑞車，“從沒見過這麼低調的官。”

梅永紅說，他從未把做大官當做自己的人生追求。他試圖扭轉這種“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觀念，“利用職權讓他們（家人）有更好更體面的工作，我确實沒有，這使他們很長一段時間對我有怨言。”

他說，即便在部委工作23年，對官場的認知尚非常有限。

梅永紅不得不承認，在特定的體制環境下，無論市長還是書記，個人的改變都非常有限，尤其面臨複雜的人際關系，很難擺脫。

“我講的不僅僅是我在這個地方。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下，即便有外來的幹部，但是它總體的人際關系是當地的，基本上人跟人攪在一起，我相信幾乎很少有人在這種關系中能夠超脫出來。他的思維方式，處事方式，他的基礎一定是建立在這種複雜的人際關系上。這就是中國的國情。”梅永紅開始體會，幾千年農耕文明積澱下的小農意識對現實的牽絆。

地方工作五年，梅永紅第一次想要離開。梅永紅在部委工作23年，36歲擔任科技部辦公室副主任兼調研室主任，41歲擔任科技部政策法規體改司司長，他希望回到業務口，“之前在農業部科技部，一直做業務工作，我覺得業務口更适合我。”

另一方面，梅永紅希望做事時有更多的主動性，而非被動地接受支配。

梅永紅曾與汪建長談多次。辭官前半年，他決定離開體制，“我在體制内一路走到現在，還是覺得自己更适合做專業的事，做自己更能掌控的事。”

曾經有人解讀梅永紅的離職與收入偏低有關。梅永紅回應，離職并非由于體制内待遇低，談市長月薪七千的話題，隻是讓人們認識問題及背後的制度原因。

“我不贊成高薪養廉，但一個縣委書記、市委書記，上有老下有小，權力那麼大，一個月隻有三四千、四五千，你認為這是合理的收入水平嗎？”梅永紅解釋。

有些人謀官跑官的目的是什麼？“在我看來，他謀的不是做事的平台，他謀的是有更高的收入，有更大的權力，住更大的房子，坐更高級的轎車，老了以後能住更高級的病房。”梅永紅說，“合理的追求利益是正常的，但是通過權力來獲取，這就是問題。”

很多人覺得梅永紅辭官可惜。他一直倡導一個觀點，做官僅僅是一種職業，不應被賦予更多意義。

“做官就是高人一等？一個企業哪怕再大，不如一個芝麻官，好像做官天然的為公，企業就是為自己。”梅永紅不以為然。

“當這些企業創造社會财富，解決就業，大量給國家貢獻稅收，來增強我們的核心競争力的時候，我們為什麼還要糾結于它的身份呢？”梅永紅說，同樣是做事，人們不應用是否在體制内作為評判一個人做事的初衷，也不應用企業性質評判一個企業做事的價值取向。

回歸

辭官後，梅永紅南下深圳。第二年，華大農業集團成立，梅永紅出任董事長。目前，華大農業尚處布局階段。

他用三十年兜了個圈子，回到原點。

梅永紅說，他的骨子裡依然是農民，他對農業的思考從未停止。

他的老家在長江中下遊，稻田在低窪地，進去以後水沒到大腿根，梅永紅不到10歲就在這樣的稻田裡插秧。

當時，梅永紅的個子比糞桶稍微高一點，從家裡的廁所挑糞往田裡撒，糞桶磕在石頭上，濺了他一身污物，稼穑農桑在他看來“不浪漫。”

即便辛苦，他依然吃不飽，夏天一定要吃一頓粥，秋冬一天兩頓飯。

“大學畢業之前，我最大的夢想就是跳農門，希望擺脫農業，希望不再做農民。” 在很長一段時間内，能吃得飽，穿得體面是他的夢想。

直到他身居廟堂，主政一方，他才從更高的眼光看待他經曆的一切。

梅永紅提到任市長時的收獲，反複談到國民性，他說國民性有兩面，一面狹隘，一面樸實。

2011年年底，微山湖當時作為南水北調東線的一個輸水渠道，為保水質安全，政府要求對湖裡的網圍養魚做清理。

梅永紅說，他們一百個不願意，最後都服從大局，把網線扯掉了。有的農民一邊扯，一邊哭，祖輩“靠湖吃湖”的生計要斷了，政府給的補償遠遠不夠。

“每次想到這個，你就覺得為他們做多少事都是值得的。”他很感慨。

他說，“農民是個特殊的群體。在過去70年，農民一直是犧牲者。我小時候，家裡有地，也有勞力，為什麼吃不飽？因為生産的糧食棉花首先要交給國家，即使自己吃不飽，穿不暖也要完成上繳任務。前30年，我們通過農業賦稅、工農産品剪刀差，讓農民交得多收獲少，完成中國的工業積累。我們今天談國有資産，其實我認為最大的股東就是農民。”

“最大的股東”并未獲得匹配的收益。更多的農民離開土地，“那些制定政策的人，願意把孩子送到農業中去嗎？我相信百分之百不願意。”

“過去依賴不斷的投入，我們在短短幾十年解決溫飽問題，但是今天農業面臨的問題，解決難度比三十年前還要大。”梅永紅提出一連串的問題，如何讓農業實現持續繁榮，如何讓農民通過農業獲得更多收益，如何讓農業為全社會提供更安全的産品。這些問題至今沒有破題。

梅永紅說，農業結構的轉換，要看要素結構。結構隻有土地和農民，永遠是傳統行業。要素結構裡有技術、有人才、有現代的管理方式，它即被賦予了現代産業色彩。

他嘗試依托華大基因的科研和數據資源，從育種開始，使農業變得可控，越來越精細，通過不斷的試驗示範推廣，改變一個區域的農業生态，讓中國的農民不再靠天收。

梅永紅說，三十年，他紮紮實實走到現在，做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改變中國農民的命運，因為他不想讓後來者，走他曾經走過的路。

作者：張晶